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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比较文学专业期刊如何因应新文科建设
【作者简介】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汉语翻译文学。
宋炳辉 教授
内容提要：新文科建设旨在以学科交叉融合推进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以跨越性为学科基础的比较文学及其专业期刊，该如何因应这一新的学术机遇和挑战？本文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当总结既有的跨文化与跨学科视野和方法，把握新世纪科技革命新成果和高度全球化的时代特点，一方面更积极地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坚持比较文学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基本特点和核心方法。专业学术期刊也应在这个原则下，坚守学术伦理和办刊宗旨，为新世纪人文学术的发展更好地体现其作为公共学术媒介的功能。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交叉与融合；学科特点与基本方法；比较文学学术期刊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在山东大学（威海）主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全国一百三十余所高校负责人出席。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并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确定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共识下，坚持走中国特色文科教育之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创新方向。这标志着我国新世纪 “新文科建设” 全面启动，也是落实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一个实质性步骤。《新文科建设宣言》把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即新文科建设的内涵描述为 “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培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随后，在2021年3月2日，教育部又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号）和《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指南设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质量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6个选题领域和22个选题方向。由此，新文科建设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对这一以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 为创新焦点的研究与改革倡议，不同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反应。这固然与不同个体对这一改革倡议的背景、目标和途径的不同理解有关，更与不同学科领域的特点及其所累积的学术传统相关联。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社会科学” 是一种中国式的学科概念，它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术体制术语的延续，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更具共通性的概念是 “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 “人文科学” 和 “社会科学” 的合称，这两者再加上 “自然科学” 就是一般所认为的人类科学体系三大领域，美国学者杰罗姆·凯根 (J.Kagan)(2014) 将其称为 “三种文化”。如果按照这一学科分类，新文科建设所设定的改革创新点除了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外，主要聚焦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对于新文科改革创新自然有不同的认知和反应。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在当代的加速度发展，在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空间和海洋等领域都引发了一场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所显现的学科交叉融合性特点，为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引入了（至少预示了）前所未有的新空间和新可能，无论是 “机器人” 的模拟与学习潜力，还是基因工程及其广泛的医学运用，都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限，它在全球媒介中的最新体现就是所谓 “元宇宙”。这两个方面所反映的问题和各自所体现的逻辑，从人类科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也折射出学科分化与学科融合同时演化的 “俱分进化” 式（借用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判用语）的悖论境遇。我们既不能因为固化学科界限，强调学科领域之间、具体学科之间的边界和差异，而忽略、轻视和排斥学科交叉融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业更新方面的迫切需求和巨大潜力，也不能因为突出学科交叉融合而否定和无视既有学科间的差异。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开始就是以跨越性作为 “立科之本”，而不是像其他学科那样主要以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来规范自身，尤其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比较文学对自身的界定在传统的 “跨语言、跨国族和跨文化” 之外，又增加了 “跨学科” 一项。于是，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在构成。从跨学科研究范式的提出开始，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从跨学科研究的缘起和必要性到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探讨，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还是一种学科演化的普遍现象等问题，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虽然至今没有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确定性的共识，但这反过来也说明比较文学学科对于学科发展动向的敏感和研究方法变革的自觉。
中国比较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和学科建制化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扮演着 “鲶鱼” 角色（鲶鱼效应Catfish Effect），它在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拓展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领域、新空间方面，扮演了比其他学科更开放、更大胆也更前卫的角色。据叶舒宪（2022）观察，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术新命题，都是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率先提出，其中包括不少已经发展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构建的实际案例。他进而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是当代中国自下而上形成的新文科运动的探索性先驱。从这个角度讲，比较文学学科因为其“先天”的跨学科特性和学科自觉意识，在已经积累了从跨学科角度展开文学研究相关成果的同时，也为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方法与路径、为其他相关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换句话说，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术）领域的一个分支，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上，至少是（中外）文学学科领域中最具典型性的学科。
其实，在新文科建设启动之前，比较文学学科内部的另一个重要的跨学科改革就已经展开。这就是传统外语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的重新划分，弱化了原来以语种作为二级学科区分的方式，将外语学科分为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方向。这不仅在外语学科内部明确并提升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地位，打破了不同语言及其国别文化之间的人为区隔，同时也有利于在外语和中文两个一级学科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研究之间的交叉与协同。
无论是外语学科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确立，还是新文科建设的推动，都为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对照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所涉及的六个领域，即使限于从比较文学学科出发参与新文科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也是系统性的，其中至少包括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两个方面。我这里仅就前一个方面结合专业学术期刊的因应做一些粗略的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作为以学科命名的专业比较文学期刊，如何因应新世纪学科发展和新文科建设计划？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期刊以学科来命名还有没有必要，或者还有多大的意义。这对于比较文学这样一个本身只有不足二百年历史的学科而言，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这个不到四十年历史的期刊而言，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不是将期刊命名视为纯粹的符号，而完全不考虑它对内容的限定性，那就需要再次思考其所刊发的研究成果与刊名之间的内在关联。乍看起来这是一个刊物编辑的实际操作问题，实际上也蕴含了关于学科性质的理论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几乎是 “与生俱来” 的，但是，面临着以新文科建设为标志的新世纪学科变革，仍然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应对。
如果将这个问题与前述有关人类科学发展的 “俱分进化” 式悖论境遇相链接，来回答 “比较文学专业期刊如何因应新文科建设” 这个议题，我想在理论上需要处理好学科限定性与学科交叉融合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新文科建设突出学科交叉融合的倡议下，基于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任务与目标的限定和现代学术分工的限制（出于人力所限的无奈选择），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学科领域的区分在学理与可行性层面上的意义。具体而言，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至少因其人文学科的属性而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具有相应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这与自然科学以相对客观的自然世界作为研究对象不同，同时也与自然科学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具有明显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突出对象的客观性、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以及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尽可能不干预对象和试验过程等特性。进一步而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面临对象的不稳定性，也都涉及和面对主观性、民族性、历时性、理念性和意识形态性等价值理性问题，但人文科学又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特点。作为人文学科一分子，比较文学又具有区别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的学科特点和方法论本质。包含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的社会关系、群体、规范、制度等角度以及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角度来“分析”人的特性，而人文科学则是从现实文化处境中人的内心结构、意志、情感、心性的自我追求和实现空间来理解、解释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科学对人本身及其精神产品的研究，不仅注重其本质，更加注重其个别性；它不能满足于社会科学所达到的那种抽象化的对人的类把握，还必须对人性作鲜活的、具体的、直接的理解、体验和阐释。因此，人文科学的对象，即人作为客体的主体性，从本体论上限制了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具体到比较文学研究对于跨学科或者学科交叉融合的应对问题，个人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不能回避的。
第一，从比较文学出发的跨学科研究或者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对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应该具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跨学科的方法、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路径，应该明确地纳入研究论证的具体环节当中，作为其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环节来对待；而不能一方面声称自己所实施的是跨文化和／或跨学科研究，同时又依赖于 “先天” 的主体身份和传统学科分类，并以此为前提而不加论证。比如一个中国文学专业的人去研究外国文学，或者一个中国人去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法律问题，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
第二，应该以尊重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为前提展开跨学科研究，以文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来对待和研究文学。比如弗朗哥·莫莱蒂（F.Moretti）的 “远读”（distant reading）理论及其工作方法，虽然为数字人文提供了先行探索的可能，其问题的出发点（比如世界文学视域和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作品 “读不完” 困境）也具有其合理性，但莫莱蒂试图以抽象、统计和图示方式替代 “传统” 的阅读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环节，这种借助于数字人文的统计抽象的计量方法固然可以缓解 “读不完” 焦虑，也的确可以达成某些特定的研究目标，但由此获取的文本 “要素”，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文学意义上的 “要素” 呢？如果文学本来是以 “个体” 而不是 “类群” 的方式被创作和阅读，文学的存在及其功能发挥本来就是以具体的阅读作为最基本方式，或者说阅读是文学意义呈现的必要前提的话，那么放弃、跳过或排斥阅读，而以抽象统计方式展开研究，是不是在研究展开之前，就已改变了对象的性质呢？这并非简单地否定莫莱蒂 “远读” 理论在跨学科研究方法借鉴方面的探索意义，但至少可以追问这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是否在无意间已经绕开或放弃了文学研究本来应该聚焦的核心问题和所面对的挑战呢（宋炳辉2022)？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以及基本的应对立场落实到期刊编刊实践上，《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将继续坚守 “呈现中华学术领域比较文学动向，沟通中外学术，引领国内学术发展，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化与学术发挥世界性影响” 的办刊宗旨，在国内外学界同行的支持下，积极因应全球化时代的高科技发展和新文科建设的倡议，以开放包容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或者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发现、遴选、呈现和鼓励跨学科研究的探索与尝试。在这方面，《中国比较文学》除不固定常设栏目 “跨学科研究” 外，在 “学术前沿” 栏目先后组织刊发了有关数字人文研究、跨学科艺术研究、神话历史研究、文化符号学研究、科幻文学研究、神学阐释学研究、经学阐释学研究、跨学科叙事研究、跨学科艺术研究、比较戏剧研究、跨学科电影研究、思想话语研究、跨学科生态研究等专题。在这些特设栏目中，具体论题不仅可以“跨出”文学学科的范围，甚至还可以立足于其他学科来探究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方法与路径。这方面的选题紧密结合国内外优秀学者的前沿研究课题，同时采取问题导向、前置研讨的方式组织稿源，尽可能发挥期刊作为学术公器和学术平台的学术文化功能，努力使一般意义上的约稿、组稿成为催生前沿研究的一个触媒、一个环节，而不是被动地接纳和呈现学术界的产出成果。
第二，正视作为以学科命名的专业期刊的限定性，在承认分科的相对意义的前提下，以“学科”内在规定性对来稿的选题与研究方法做出相应的遴选。如果说前一方面工作的理论前提是以对学科区分的人为性、有限性自觉为前提，是要激励和探索突破既有学科界限，在不同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内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那么后者的理论前提是学科交叉融合毕竟是以不同学科间的分工为前提的，没有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分野，没有其在各自领域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探索，没有根据学科各自特点的方法自觉与积累，所谓的交叉也就丧失了前提和出发点，融合也很可能沦为混沌乃至紊乱。具体到比较文学领域，作为人文学科下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坚持学术性、知识性与价值性、思想性相统一，始终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命脉，凸显价值立场和价值引领同样也是比较文学学科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总之，新文科建设旨在打破既有学科限制，为学科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空间，提供更多内生动力。但在借鉴和引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比较文学研究仍需坚守人文科学的基本方法，坚持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内核，坚持固本开新的原则。正如王宁（2021: 13）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跨越什么界限，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最后的结论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上，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部比较文学的论著。这一点同样可以适用于今天的科技人文研究，也即科技人文无论跨越何种边界，最后的落脚点仍应当是人文，它提出的结论一定要有助于人文学科的建设和人文学术的发展。若非如此，这样的科技人文就是失败的”。
在学科方法交叉融合、引入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方法的同时，比较文学仍需坚持质性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基本方法的主导性。质性研究或称定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跨文化的文学家、艺术家、文艺作品及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的参与性阐发和整体性探究，对文学艺术的创造行为及文本的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演变规律。也就是说，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坚持 “文学性” 将是新文科理念指引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应该继续秉持的学科基础。无论是新观念的融入还是新方法的借鉴，无论是从文学“出发”展开研究还是研究结果 “归于” 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本质上始终应该是 “文学研究”。与不能因为新文科的 “新” 而忽视 “文科” 一样，也不能因为强调学科间的 “交叉与融合” 而忽视了比较 “文学”。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坚持学科内核前提下的学科交叉融合，是针对学科本身或者作为学术平台的专业学术期刊而言的，与作为个体参与者／研究者对学术领域、学术兴趣的拓展、选择或者转移并不矛盾。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无论其学科 “出身” 如何，在理论上任何学术领域都可以自由选择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学术贡献，不过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超越既有的学术训练而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毕竟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只要能够跳出如薛福成（2002: 23-24）所批评的 “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 的怪圈或窘境，个体学者的工作无论被归于哪个领域、何种学科，同样都可以为整体学术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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